八五年底，我带着行李到检察院报道上班了，这次检察院招入了四名同志。院里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大会，领导讲话中说我们四人是检察院恢复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招考检察干部，我们几名高中生是院里学历比较高的。记得当时检察院有五十几名同志，检察院恢复重建时，从公安、法院转来几人，从其他单位抽调来几人，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转业军人干部，他们脱下军装穿上检察服，形象改变不是很大，但业务工作却有着不少的挑战。检察院里女同志只有两名，这似乎与那个年代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与犯罪分子打交道有关的原因吧！那一时期，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的女同志是凤毛麟角，是比葱花还香的花，这两名女同事说是检察绿中一点红，不为过也。
还记得我的工作证编号是五十一号。工作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工作证好像是寸步难行。特别出个远门、买张火车票，都是需要工作证的，就像现在的身份证一样。检察院的工作证是有上级机关制发的，这比一般部门的工作证又有些不同。后来才知道，检察干部调查取证除了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才是最好的身份证明，也是检察监督执法活动的重要凭证。
八六年的春节过后，我和两名老同志，到离小城四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的村庄去包村。这是我离开家乡近十年的光景后，又一次的来到乡下驻村。当时包村工作的任务，现在记不清了，只知道整天在村里，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去谈话，询问社员们对村里的发展和土地责任承包制有什么建议和经验。我们吃住在镇府驻地的一家小旅社里，每周回来一次。所包的村离驻地有七八里地的样子，每天步行到该村，上午去的时候我们自己买着锅饼或馒头咸菜等食物，中午吃饭的时候，与村干部一家一块吃饭。记得那时村干部家里也不是天天的吃白面馒头，多数的时候是窝头咸菜和棒子面粘粥，我很多的时候抢着吃上一块窝头，把带去的锅饼或馒头留给村干部的孩子。就这样我先后在村里工作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与这些村干部成了好朋友。2016年全村搬迁到新社区住上楼房的时候，当年相熟的村民们还邀请我去做客，参观了他们的社区和新农村的变化哩！
包村回来后，为被分配到当时的法纪检察科，也就是现在的反渎职侵权检察局。因为院里没有更多的单身宿舍，我就吃住在办公室的里间里。这一年检察院在全县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活动，应该说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办理贪污腐败犯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检察院在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领导监督下，开展的这一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连续三年在棉花系统查办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200余件，在全县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检察院也从最初的默默无闻，成为名声大振的部门。有为才有位，检察院就是最好的写照。在那一年，检察院立功受奖的检察人员有一半以上，我们几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幸获得了一枚三等功的奖牌。八七年后我主要在法纪检察科工作，那几年办理很多的“三非案件”、玩忽职守案件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案件，为受害的群众伸张了正义。我所在的科室也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表彰，分管法纪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还到小城检查指导检察院的工作。当年检察院，人少、交通工具少，每年还能办理那么多的案子，现在想想就让人叹服啊！
九十年代初期，检察院在原址上修建了两千多平米的办公楼，尽管只有四层，在当时也应该是小城的地标性建筑。九四年的时候，我到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研究室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上级和党委部门的上传下达的各类文件，起草和撰写单位总结、工作报告，我还负责院里的信息简报以及对外的宣传。应该说这一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沉淀的时期，做文字工作，肚子里没有点货那是肯定做不好的，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最笨的法子做起，闲暇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像鲁迅先生的经典文集都认真的读了一遍甚至几遍，订阅了好几份杂志。直到现在我依旧订阅《读者》，算来都有二十多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除了在完成公文写作之外，撰写的宣传文稿，也是不时见诸报端，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增加了些许的知名度。只是烟抽的比较过分了，现在戒烟近十八个年头了，烟渍依然在牙齿上没有消失，这也可算作为对那个时期的见证吧！
九十年代末，在检察院的控告申诉检察科工作。这一时期，好像是农村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每天到检察院控申科上访的群众也是络绎不绝，我的工作就是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根据领导的安排也排查一些轻微的群众上访的案子，但更多的是与党委、政府的协调配合工作，处置一些越级或群情激奋的上访案件。几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小城的村村落落，对一些出了名的上访村或有苗头的上访村，做到了如指掌，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认可，所在的科室连续八年受到党委政府的表彰。
检察院的监所检察科是检察院内设机构成立最早的科室之一，这或可能源于人们受对古代监狱黑暗的认知的影响吧。零七年，我在监所检察科工作。这项检察工作，监督着看守所和齐州监狱刑罚执行，不做这项工作，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处和不易。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说法，犯人在监狱里是有期徒刑，而这些管教干部才是无期徒刑。当然此说法是过分了些，说起他们工作的辛苦，我还是知道的。尽管我在这个部门不足两年的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的电话、手机二十四小时没有关过，也曾多次在凌晨两点多赶到四十公里以外的监狱，处理意外发生的各类事故和紧急情况。也曾连续四个多月的时间，在监狱里与管教干部同吃同住在监狱里，有苦也有甜。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是检察院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发展最迅速的十年，电子化、无纸化办公，已成为检察官们办理案件的工作常态。我从食指的“一指禅”打字，到后来的能熟练应用电脑，并成为同年龄段的打字高手，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电脑完成文稿，应该说是得益于信息化的飞速发展。零九年初到现在，我又回到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单位对外宣传工作，每年撰写宣传文稿二百余篇十几万字，为检察工作的鼓与呼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检察院恢复重建四十年，机关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四十年，我在检察院工作近三十五个春秋，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四级高级检察官，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时代的进步与辉煌。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暨检察院恢复重建四十年的大会上，我还获得了在检察院工作满三十年的检察荣誉证书和纪念章，共和国不会忘记、检察院没有忘记。
四十载的风雨兼程，四十载的激浊扬清，人间正道是沧桑。波澜不惊的岁月，让我从满怀梦想的青年，驶入宁静致远的中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会努力的见证中国梦的实现。
□ 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