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芳

每次回老家，在老屋厢房墙角看到那台“上海牌”缝纫机时，心中无限感慨，莫名地亲切，想起当年母亲在缝纫机旁忙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在商品凭票供应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只有六七岁。那时候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要160块钱，家里只有60元，为了借到钱，母亲买了二斤糕点，分别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买回来的那天午后，全家老少欢喜的场景像过年一样。父亲请了一位师傅帮忙安装，并教母亲操作。母亲看着装好的崭新的缝纫机，爱不释手，围着它看啊、摸啊，又怕摸坏了它。父亲也不停地问这问那，选择将它临窗安放，说那里“亮堂”，意思是临窗光线好，做活方便，不费眼神，实际上多少还有一点“炫耀”的意思。

为了早一点还清欠下的100元钱，父母没日没夜地劳作，直到一年后才还清买缝纫机的欠款。

在没有缝纫机之前，一家八口人的衣服，特别是棉衣棉裤和鞋子，基本上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只有少量外衣去国营缝纫店做。因为母亲会剪裁，一到年关，邻居都拿着布料来让母亲帮着做衣裳。那时，家中没通电，母亲白天要去生产队里劳动，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就摆开桌子，铺上布块，量量、画画、剪剪，费眼神不说，做活又慢。

自从有了缝纫机，母亲笑容多了，做活也有了精神。左邻右舍原本自己会做衣裳的妇女也纷纷把布料拿来让母亲做。今天拿来一件，明天拿来一件，母亲呢，从不拒绝。每天我们半夜醒来，还总能听到缝纫机的响声。每当乡邻的衣服做好后，她们总要给母亲五毛、一元的，母亲从来不收。现在想起来，如果那时收费的话，也许我们家会很富裕。

第二年的八月，母亲对我说:“二妞，你要上一年级了，妈给你做个新书包，要好好读书啊。”

晚上，屋子里还是很闷热，母亲找出布料，给我量了上身的高度，准备给我做个书包。她坐到缝纫机前，开始忙活。不一会儿，一个带着翻盖的书包就做好了。母亲给缝纫机装上了红线，灵活地在书包的翻盖上缝出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我在房间里背上母亲做的书包，蹦蹦跳跳，兴奋得很晚才入睡。

后来，姐姐高中毕业了，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自然，姐姐也成了母亲的帮手。听父亲说，进入腊月后，做衣服的乡亲多，母亲有时能干到凌晨三四点……

随着我们姐弟就业、成家，母亲使用缝纫机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是偶尔扎双鞋垫，给开线衣裤扎边等，借此发挥它的余热。

如今，缝纫机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看到它，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个年代，回想起一件件儿时趣事，回想起一生辛勤操劳的父母亲，我们姐弟四个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让父母度过快乐的晚年时光。